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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生命!他们发明了抗战史上的古迹(图)

来源: | 2017-08-04 08:31:32 | 人气:

导读:   核心提示: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隆重的阅兵将不少人的思绪拉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当我们把时

  最近刚刚公映的、被称为“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的《栖霞寺1937》则描写了位于南京的这座佛寺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保护营救两万四千多名难民的历史。

  淞沪战役结束后,阵亡的中国军人及罹难平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1938年春,上海各寺僧侣组织了掩埋队,在范成和慧开法师的带领下,从2月至5月,在上海、苏州等地共掩埋了1万多具遗体。

  湖南南岳的僧人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慧旦法师、演文法师还请周恩来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亲笔题词,在当时南岳佛道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僧道因此受到启蒙,纷纷投奔到抗战救国的行列中来,在巨赞法师、演文法师、暮笳等法师的带动下,许多青年佛道教徒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服务队,在长沙、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难民。

  其中于1938年成立的南岳僧侣救护队由五大寺的120余人组成,道安法师任大队长,大定法师、智圆法师任分队长,经过集中训练,每遇空袭,即赴战地救难。

  在内蒙的大青山地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蒙古族上层、宗教上层建立了密切联系和深厚友情,并依靠他们沟通了与一些伪军、伪蒙军的内线联系,取得了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支持、合作和帮助。

  地处西北大后方的陕西也于1939年春由西北行营批准成立了“陕西佛教抗战救亡救护队”,奔赴山西中条山、潼关、华阴三个伤兵集中处进行救护工作。

  皖南事变后,永宁寺住持雪松法师组织了盐城县佛教界抗日救护队,自任教官,以自己会中医的一技之长,救护过不少新四军伤病员,陈毅、刘少奇称他“革命和尚”。

  1939年5月,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僧俗民众又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14人代表团风餐露宿,赶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总之,中国佛教界在抗战时期所从事的抗战后勤性工作,从工作类型来讲是全方位的,从参加者来讲是全国范围内的,其数之大,其功之高,实难尽述。

  第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投入巨大人力,也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在国力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只有全社会的支援,抗战才有望坚持下去。

  1936年印光法师在上海发出的献金息灾倡议在社会上立即引起积极的回响。为了支援抗战,江苏的许多寺院如常州的天宁寺、句容宝华山的隆昌寺等认购了巨额救国公债。

  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为筹集抗日款项发行了救国公债,因为五台山当地农民比较贫困,发行极端困难,五台山的僧人们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感召下,积极购买公债,仅台麓寺的喇嘛庙在当时就认购了2000元。

  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酒泉、安西、敦煌等7县佛教联合会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广大佛教徒纷纷响应,慷慨解囊,购买飞机,支援前线。

  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

  那时,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曾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为了表彰嘉木样五世的抗日爱国精神,1946年国民政府特赐“疏财卫国”匾额一块,至今仍保存在拉卜楞寺中。

  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失去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通道时,古老的康藏印驿运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有资料表明,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照此计算,每年可运物资3000吨(单程)。而在这些马帮中,有许多人是西藏寺庙派出的僧侣。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援了抗日战争。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为抗战募捐,到战地抢救伤患,被称为“战神之敌”。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内外募得国币3.24万元,分别汇给上海、浙江等地的慈善团体、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1938年秋,圆瑛法师回国视察各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情况,了解到经费仍十分困难,遂于当年冬天再次到南洋一带进行爱国演说,发动筹募“一元钱救国运动”,又为祖国筹集了一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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