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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生命!他们发明了抗战史上的古迹(图)

来源: | 2017-08-04 08:31:32 | 人气:

导读:   核心提示: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隆重的阅兵将不少人的思绪拉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当我们把时

  福善法师说:“吾人以为,战争之所以发生,实由于人类之自私与自大,由于自私,便把自己的利益作为生活逻辑的最大前提,把他人及全世界人类的利益当作附属甚至根本抹煞。由于自大,便自认为是天之选民,而奴役他人,根本藐视了他人人格之存在。”日本军阀倡导“大日本主义”和“武士道”思想,就是自私与自大的表现。而只有“把这种夜郎自大的黩武哲学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才有实现的可能”。

  总之,佛教界人士既考虑到民族的大义,又紧紧依据佛教的义理,对日本的侵华行径进行了分析和批驳,有助于人们对日本侵华问题的思考和对民族危亡的深刻认识。

  第五,利用佛教自身的国际性优势,开展积极的对外宣传,揭示事实真相,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主张或采取实际的措施推动宗教外交。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的抗日宣传,而且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联合各国民众,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和物力的援助。

  1939年7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称,日本在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家,大肆进行“种种不利于我之宣传活动……情形可虑”。

  为此,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策划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缅甸、泰国、越南、印度、锡兰各国,进行抗战宣传,“联络各访问地区佛教及社会人士之感情”,“设法增进各访问地区政治当局对我之同情,募集救济难民捐款”,“搜集敌人在访问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之材料,并拟具对策”,“举行佛学讲演”等。

  此次成立的中国佛教访问团以太虚法师为团长,从1939年11月到次年5月,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等国家,促进了所访各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由于访问团的努力,缅甸华侨“倍增倾向祖国热诚”,掀起了献车运动,有的“个人独献一车”,有的捐献10部汽车。

  1940年10月,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乐观法师致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拟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印度、缅甸、泰国等国家,“宣传佛教正义和平主张,……唤起彼邦人士之同情,与我携手,……共同扑灭此人间之魔鬼”。当局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

  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共由5名具有佛学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他们在访问期间,沿途散发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残害中国佛教徒的材料,发表演讲,用亲身参加战地救护的经历,控诉日军罪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宗教外交活动,为拓展战时外交新局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六,参与抗战的各种后勤性工作,主要可以归结为五类:一是掩护和救治伤员;二是掩埋战死人员;三是收容救护难民;四是承担搬运战备物资;五是慰问犒劳抗日战士。

  1933年5月7日,太虚法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佛教与护国》,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青年佛教徒成立护国团,支援前方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反对内战,赵朴初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积极地投身于救济战区难民的工作,先后负责收容难民数十万,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1938年的一份报告称,佛教界救护队救护安置的负伤军人和租界难民共有8272人。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也在“七七事变”后于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界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法师任团长。随后,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召集京沪各寺青年僧徒于申城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僧侣第一救护队。救护队员100人,编为3个大队,经过一周集训后,赴淞沪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工作。

  继上海之后,汉口、宁波、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僧侣救护队,其中重庆僧侣救护队因救护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国民政府通令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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