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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生命!他们发明了抗战史上的古迹(图)

来源: | 2017-08-04 08:31:32 | 人气:

导读:   核心提示: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隆重的阅兵将不少人的思绪拉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当我们把时

  早在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大师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期间,他还多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大师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祈祷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

  西藏昌都地区著名尊者诺那呼图克图,除了呼吁“驱彼倭奴,还我故土”,表示“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的心声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

  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

  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是抗敌的主要战场,在历次作战中不少爱国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早在1935年8月,华北僧俗就于北平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的佛教徒也纷纷呼应北平,举行护国息灾法会。

  1936年5月,印光法师应邀到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法会期间,印光法师每日说法两小时,他首倡献金息灾,对佛教界的捐资抗战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法师主坛修法,反对日本侵略,祝愿抗战胜利。次年,湖南、汉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组织也举办了护国法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法会。

  1939年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人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法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同年,著名高僧虚云老和尚提议,“当兹抗日战争,兵民损伤甚众,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款,均赞助实行”。

  热振尊者于1939年7月7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以抗战已进入第二期,日渐胜利,为振奋全藏精神,共同向‘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迈进,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

  1942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老何应邀赴渝主修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

  各地陆续举办的这些法会,同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紧密相扣,对于安慰死难家属、化悲痛为力量、激励继续抗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第四,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谬论进行猛烈的批判,对其野蛮行径进行强烈的谴责。

  1932年,日本侵略者企图进犯热河一带。九世班禅大师闻讯后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

  西藏驻京(南京)总代表兼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贡觉仲尼法师,于1938年4月在徐州前线的一次献礼仪式上,以藏族高僧的身份向世人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他指出:“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的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来说也应该制裁。”

  “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1939年正月在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深入到各大寺庙拜访高僧,介绍抗战情况,特别是针对日本所散布的中国为反佛教国家的谎言,强调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中央历来尊崇佛教,内地各省佛教素来兴盛。

  那时,佛界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因为“着了魔”,而佛教所说的“魔”又称恶魔,意译为杀者、夺命、能夺命者、障碍等,指夺取人类生命、妨碍善事的凶恶鬼神。日本侵略中国,滥杀无辜,已完全变成了破坏人类自由幸福、扰乱人世安宁的凶魔。日本的恶魔行径则是由于其恶魔之心造成的,而恶魔之心主要表现为狂妄自大和贪婪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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