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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生命!他们发明了抗战史上的古迹(图)

来源: | 2017-08-04 08:31:32 | 人气:

导读:   核心提示: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隆重的阅兵将不少人的思绪拉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当我们把时

  五台山僧侣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虽然出家,但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至死不当亡国奴。”

  弘一法师也时常向僧俗大众宣传爱国思想,激励其投入抗战救国大业。他书写了很多条幅,广赠佛门信徒:“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是满怀杀敌护国的热诚。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生涯而去从军。

  为了鼓舞士气,抗战时期的中国佛教界还大力弘扬佛法积极救世的“乐观”、“无畏”精神,鼓励人们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抗战。如太虚法师曾说,“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华民族,又岂能为日本完全吞灭!”

  1941年1月,暮笳法师在《狮子吼》上发表了《培植青年的心》一文,呼吁广大青年以乐观的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明天。他指出:“在民族再生的新天地中,我们只有狂歌,而没有半点忧伤。”他希望广大爱国爱教的佛教青年,“要将自己的人格和庄严而神圣的佛事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参加现阶段的解放事业中,把我们的全副身心交给那个光辉的事业”。要像佛陀教导的那样,勇于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乐地狱,且庄严地狱”,从而更深切地把握佛法“乐观”、“无畏”的人生观,真正培养出崇高的人格。

  中国佛教界的这些抗战呼吁和抗战激励,充分体现出中国佛教界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将佛法与时代主题有机契合的历史自觉。

  第二,对佛教的理论与戒律做了重新的阐释,使佛教与抗战大局相适应,既为佛教界投身抗战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也为全民族抗战的合理性提供全面的论证。

  面对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肆意践踏,中国全社会都处于激愤状态,人们对佛教的要求也变成了“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教界爱国人士顺应这一时代大潮,对佛教理论体系与修道体系做了全面的解释,指出佛教徒的最高目标是成佛,只有战胜魔才能成佛。他们认为日本法西斯就是佛经中所说的魔,所以,抗日就是降魔成佛的必经过程。他们认为,“中国为保国家民族而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他们还以《护国般若经》为根据,认为国家有内乱和外患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

  佛教界还充分阐释了“杀敌”与“戒杀”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如太虚法师就认为,“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弘一法师的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居士说得更加明确:“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

  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为激昂,他们坚定地认为,“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他们还以佛经为证,“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

  所以,他们认为武力抗日是菩萨的救世行为,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则是最好的积善行德。他们号召佛教徒“以悲心入军阵”,“以怜悯心而断彼命”。

  佛教有三种布施之说,即所谓“财施”、“法施”、“无畏施”。太虚法师认为,这三种布施都适于抗战的需要,他解释说:“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

  佛教界的教义阐释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热情,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第三,举行各种形式的护国息灾法会,以宗教的方式表达对国家与民族未来的祝愿,对抗日战士的激励和对死难者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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